在近30年的新闻生涯中，有两件事令我至今难忘。那是在1992年，我在《伊犁日报》当记者。

　　那年年初，编辑部派我到奎屯采访已故的奎屯医院院长潘拯的事迹。潘拯生前是远近闻名、有“一把好刀”之称的外科医生，经他解救的患者成千上万，其中包括断脚再植的杨富润。

　　关于杨富润的受伤经过，当时各类报刊几乎众口一词说他是农七师水工团伐木连连长，在天山深处伐木时被一棵大树砸断了右脚。10多年来，凡写潘拯涉及此事的，莫不以此为据。按照常识，凡被重物砸断的创面只会骨碎肉残，怎么会有可供断脚再植手术的比较齐整的断面？我觉得这个致伤细节有疑问，潘拯已不在世，杨富润又不知在何处，没人能说得清楚，但这个疑问始终留在心头。

　　“疑似之迹，不可不察”。二进奎屯后，我从广播电台送来的一大摞怀念潘拯的稿子里发现市公安局政委梁大俊写的一篇讲到潘拯当年做手术的过程。原来，杨富润是梁大俊任水工团二营教导员时的三连副连长，他去奎屯河上游放木途中，右脚不慎被刹车绳带进车厢上的一个窟窿里，被急速旋转的传动轴从裸关节处齐齐轧断。

　　根据梁大俊提供的线索，我在奎屯河水库找到了杨富润。时隔20多年，当时受伤的经过以及潘拯为他动手术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证实了梁政委提供的情况，并挽起裤腿让我看了当时受伤的部位。事后我想，若是我也同其他人一样，人云亦云，对此疑点毫不怀疑，或虽然怀疑却知难而退，此事的真相可能至今还不清楚。

　　还是这年的6月9日，我采写的系列通讯《商旅东涌话开放——从独联体国家旅游购物团来伊犁说起》（上）被刊登在《伊犁日报》头版头条。事有凑巧，这天报纸的报眼位置刊登的是新华社播发的国务院关于批准伊宁、塔城、博乐三城市为沿边开放城市的消息。通讯与消息珠联璧合，互为映衬。不少读者说，以前光知道独联体国家旅游购物团来伊犁做生意，但他们究竟在怎样做，伊犁对外开放还有哪些不适应的问题，都从这组报道中得到比较满意的答复。

　　生活中，人们往往只看到成功者头顶的光环，却不知成功来之不易。实事求是地讲，起初我并没有想到要写系列报道，这个想法是在深入采访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

　　这年4月下旬，我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两会”上听到不少州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映伊宁市一些市民对独联体旅游购物团人员强买强卖，也有人指责涉外部门把“口子”开得太大。当初打算写“内参”，但随着采访面不断拓宽，采访逐渐深入，我发现由“洋倒爷”启动的伊犁市场日见红火，催生了经济活力，促进了边贸繁荣。那些认为对外开放弊大利少、并以“乱”为由要求把“门”关小一些的看法是主观武断、因噎废食。我感到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向社会作客观、完整、准确的报道。然而当时伊犁的涉外报道还是一块“禁区”，领导要求一定要慎重。

　　为了尽可能多地掌握事实，那些日子里，我骑上单车，整日穿行于伊宁市大街小巷，先后采访外事、旅行社、涉外宾馆、商业、公安、市政府等大小单位二三十个，采访有关人员60多人次，历时一个多月。我的努力没有白费，这组报道顺利通过，发表后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回顾这组报道的曲折经历，我感到作为记者既要主动出击，发现新闻；又要敢于坚持正确主张，把好的设想付诸实现。因为作为一名记者，如果与最具新闻价值的报道擦肩而过，那就是一生最大的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