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太深”。——摘自诗人艾青《我爱这土地》

　　古人说：“五十而知天命”。今年“天命之年”的我，虽然还是不知“天命”为何，却在更深的方位和层面，深深懂得并理解了一条“天路”。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新藏公路。

　　全长1435公里的新藏公路从新疆叶城县起，穿过巍巍昆仑十余座冰雪达坂，涉过孜那甫河、叶尔羌河、喀拉斯坦河、狮泉河等无数条冰河险滩，穿过雄伟的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喜玛拉雅山，一直伸向世界屋脊西藏阿里普兰县境内。219新藏线不仅是我区公路管理养护条件最艰苦的公路，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道路最险、环境最恶劣的高原公路，与青藏、川藏公路一起，被称为“铺在天上的国道”。

　　今年10月30日，在叶城召开的纪念新藏公路通车五十周年庆典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司马义·铁力瓦尔地、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宋爱荣，新疆军区副政委买买提·艾山、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新华，还有西藏交通厅、阿里地区等领导，在讲话中都提到了“新藏公路精神”。

　　50年的精神，50年的天路，无法不令我抚今追昔，不令我感慨万端。我想起了那些已经长眠于昆仑脚下的烈士，想起了那些曾经付出青春甚至生命的英雄，想起了那些至今还在新藏公路线上默默奉献的公路交通人。同时，我也想起了十多年来先后9次踏上新藏线时，我所看到的一幕幕，听到的一件件。交通人的思想与精神，一次次感动着我的心，震撼着我的灵魂。

　　氧气吃不饱

　　1992年7月，35岁的我第一次走进新藏公路。

　　时任叶城公路总段的总段长阿德勒接我时对我说：“上山所需的药品和专用氧气都要准备好。”我问：“有那么严重吗？”阿德勒说：“第一次上山，一定要有充分的心里准备。”我问：“山上的职工都背着氧气吗？”他笑着说：“没有。”我说：“那就好，我也不会有问题的。”信心虽然很足，但上了山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库地达坂险，犹似鬼门关；麻扎达坂尖，陡升五千三；黑卡达坂悬，九十九道弯；界山达坂远，伸手可摸天。”这段顺口溜，是新藏线艰险的真实写照。离开叶城不到一个小时，我们的车就到了伯西提来克道班。

　　“伯西提来克”，维吾尔语的意思是“五棵杨树”。但到了这里，我看到的是茫茫戈壁滩和连绵起伏的大山。传说百年以前这里确有五棵野生胡杨树，供往来过客驻足歇息。

　　千山万壑的昆仑山，以洪荒、雄浑、险峻、苍茫的形象扑入我的眼帘。在数百公里不见人烟的崇山峻岭之中，我们开始穿深谷爬达坂。阿卡孜达坂海拔只有3150米，但却是新疆境内地势最险要的达坂，不到30公里的路程，就有33个弯道，99个翻转。随着汽车的前行，海拔高度不断上升。终于到达了库地达坂，维吾尔语意为“猴子都爬不上去的山。”我开始有了高山反应，感到头疼、心慌、气短、胸闷、气喘。

　　库地、麻扎、黑卡、康西瓦、奇台、界山……对于行走在新藏公路线的每一个人来说，是一个又一个让人生畏的“鬼门关”。翻越库地达坂后，就是麻扎公路段段部所在地，海拔4800米。所谓“麻扎”，据说是因为一个朝觐的阿訇在回来的路上被泥石流吞没，人们为纪念他将这里称为“麻扎”。

　　爬上海拔5000米的麻扎达坂时，我感到头疼欲裂，恶心呕吐。高山反应的痛苦更加明显和剧烈，考验着我的意志。我以为自小吃过许多苦，再苦也不怕。可没想到新藏线上的高原反应竟是这般滋味。头疼恶心、浑身无力、胸口简直像塞了棉絮，人仿佛到了生命尽头。尽管这样，我咬牙坚持，保持镇定，脸上没有丝毫地表露。

　　界山达坂是西藏和新疆的分水岭，也是大陆国道海拔最高的山口，这里的氧气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缺氧的痛苦难以言说，我们都不想多说一句话了。在这条悬崖绝壁中凿出来的“天路”上，坐车如同乘着一架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的飞行器，随时都可能飞落深涧，粉身碎骨。陪同上山的医生热木吐拉对我说，新藏公路上有五把“刀”：车祸、洪水、雪崩、泥石流、高原猝死。这话听起来令人心悸，体验过了再去回味，更不寒而栗。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目前新藏线上的养路工大多数人都是子承父业，有的甚至传到了第三代。今年81岁的离休干部吾守卡斯木，是新藏公路离退休人中年龄最长的老人了。他有4个孩子奉献在新藏公路线上。因为高寒缺氧，新藏线上许多公路职工都不同程度患有高原病，陪同我上山的阿德勒总段长后来调任喀什不多久，就突发心脏病，这也是长期在高原工作的结果。

　　看完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频道和新疆公路管理局联合摄制的数字电影《雪歌》，翻开叶城公路总段新近编辑出版的《天路守护神》一书，我深深地感觉并意识到：一部新藏公路史，就是一部公路交通人的牺牲史和奉献史。在电影《雪歌》和《天路守护神》里，呈现的是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往昔岁月，铭刻着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记录着一场场生离死别的悲壮故事。舍己救人的养路工彭子云牺牲时只有31岁，因公殉职的吐尔逊、热合曼·吾守、孙玉锋等养路工年龄最大的35岁，年龄最小的只有27岁。有一首歌这样唱道：“一条路，落叶无迹，走过我，走过你。我想问你的足迹，山无言，水无语”。这些为路捐躯的公路交通人，就像一粒粒铺路石，无声无息，把生命铺进了大地，把丰碑留在了人间。

　　缺氧不缺精神

　　“氧气吃不饱，山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新藏公路横贯世界屋脊，平均海拔4500米，空气中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气候恶劣，植被稀少，在这里生活工作5年以上的人大都患有多种高原疾病。50年来，叶城公路总段一代代养路职工用青春和生命，精心养护着这条“天路”，被当地人称为“天路守护神”。虽是天路之“神”，却要长年忍受常人无法理解的痛苦和煎熬，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新藏公路通车五十年以来，叶城公路总段因高山反应去世的就有数十人。叶城总段的遗孀多，已经成为一种特有的现象。为了保障新藏公路的畅通，养路工人每年3月上山，10月才能下来，在山上一呆就是八个月，有的人甚至一去成为永诀。每次上山时，那母送子、妻送郎的场面催人泪下。

　　十多年来，每次上山时在路上遇到养路工人，我都会停下来，与他们一一握手。有一次，从509道班赶往甜水海道班的途中，我遇到了红柳滩机械化养路段一个道班工人正在施工。当时下着小雨，他们都没有停下手里的活。我和他们寒暄起来。说着说着，我的眼睛就开始湿润了。那一天，我们到达红柳滩时，天已经很晚了。随我上山的一位公路专家曲占柱同志吃晚饭时对我说：“你今天握了370多人次的手啊。”谁曾想，后来这位专家竟然因积劳成疾永远倒在了我的怀里。如今，他的话音还在耳边，想起他我的眼泪就控制不住。

　　对于这些已经含笑九泉的英烈，对于那些还在生命禁区里奉献的养路工，我时常会感到有一种深深的自责和内疚。新藏线上的养路工人付出太多，而我为他们做得太少，做得还远远不够。每一次上山，都会让我感到巨大的心灵震撼。每一次驻足，都会让我感到一种揪心的疼痛。我发现，由于高原高强度的紫外线照射，养路工人的脸多呈黑紫色，手和脚的指甲、耳垂、嘴唇都呈现出奇怪的蓝紫色。十多年来，我9次上新藏线，先后在库地、麻扎、赛图拉、红柳滩、阿里等地住宿，各种高原反应都体验过，即便什么事都不做，静静地坐着，都十分难受。据说，在这里，不运动的人的心肺负荷量相当于在平原负重20公斤行走。山下的人都说，人能呆在这里就是奉献了，更何况还要劳动啊。

　　有一次，我上山后发现，司机侯玉江精神不大好。我问他：“怎么啦？”他小声说：“有点儿感冒。”谁都知道，在这个地方，感冒是绝不能上山的。于是我当时决定调换驾驶员，请来了在新藏公路开车20多年、有着丰富经验的依马木。驾驶技术出众且幽默诙谐的依马木，一路歌唱，一路说笑，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们的高原反应。但后来依马木却做了一件蠢事。我们到了186道班，他竟然把一个空烟盒扔在了干干净净的道班。我发现后立即指责他：“高原道班的养路工多辛苦、多不容易啊，你应当送整烟给道班的人，怎么扔个空烟盒呢？”他听了十分内疚，立即把烟盒捡了起来。

　　在距叶城26公里的伯西提来克女子道班，我看到了后来成为全国“三八红旗手”、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热比古依明，她带领40名女养路工组成女子道班，在高原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热比古依明的带领下，养护站女职工不仅出色地履行了“养好公路、保障畅通”的神圣职责，还在戈壁荒滩垦荒植树建起了誉满全疆的“养路人之家”。每一次上山，我都要去看望这位女班长。

　　藏境流动养路队是“天路守护神”的前哨和主力，全队88人，下设3个流动养路道班，担负着新藏公路西藏境内776公里的公路养护任务，最高的苦陶恩达坂海拔6000多米，数百里无人烟，空气稀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在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中，这个队的职工白天与恶劣气候斗，与公路病害斗，饿了啃干馕，渴了喝雪水；夜晚，路养到哪里就在哪里搭帐篷宿营；用艰苦的劳动与辛勤的汗水保障公路畅通。许多职工患有不同程度的高原肺水肿、心肺扩大等特发病。每一次来，我都要去看看他们，跟他们坐一坐，聊一会儿。

　　红柳滩因“甜水海”和“死人沟”而闻名。甜水海名字多好听，但这里的水却苦得无法饮用。“死人沟”是一条长约200里的山沟，海拔5000多米，空气稀薄。据说，古时多有商旅之人被风雪围困或因高寒饥饿倒毙于此，留下累累人畜遗骨，故得此名。前辈说，最早一支沿着这条路从新疆进藏的解放军先遣英雄连，包括连长李迪三在内的50多位官兵，在“死人沟”壮烈牺牲。

　　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方，只要能够呆下去，就属不易。如果再做别的工作，那就要靠精神和意志了。面对困难，红柳滩机械化养护公路段没有退缩，提出了“缺氧不缺精神”的口号，还编创了新的顺口溜：“红军不怕远征难，我们不怕缺氧寒，昆仑高原年年上，公路畅通尽开颜”。通过多年的路况改造和精心养护，这些路况的通行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

　　精神高度的见证

　　1999年7月，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无情袭击了新藏公路。当时，我正在喀什五里桥、七里桥组织抗洪抢险。之后，因病住进了交通医院。因为公路冲断，从叶城向西藏阿里地区运送物资的部队车辆和地方车辆都被困在昆仑山下。西藏自治区政府给新疆发来紧急电报，请求支援。领导通知我在最短的时间立即赶赴现场解决问题。当天，我从医院出来，就上了新藏线。我与叶城公路总段、第一工程处的同志们一起干了近10天，才打通了新藏线。有一天半夜12时多了，我坐着艾尼瓦尔开的车去洪水一线，途经阿卡孜河（126KM）时，车进水熄了火，水漫上了车窗玻璃，情况十分危急。我没有多想，就让艾尼瓦尔下了车，自己开车冲了过去，算是逃过一劫。

　　在公路管理局工作期间，我基本上每年都要上一次新藏公路。由于当时局领导没有专车，每次出差时，原车队长岳惠忠就很为难，因为局机关十几位驾驶员都很优秀，而且争着要拉我上山。多次陪我一起上山的有陈庭瑞、卡哈尔、米沙提、曲保安以及驾驶员库尔班、沙吾提等人。当时，公路局其他领导和有关部门人员也都经常上山。1994年，时任公路局党委书记的何一心曾带领养路科科长孙新军等人上山。在新藏公路线检查工作时，孙新军几乎把命都搭在了山上。一次，我带人上山，从叶城出发，当夜住在了三十里营房的赛图拉公路段。谁想，到了晚上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由于高山反应，我翻来复去睡不着。迷迷糊糊到了半夜12时多，一只很大的老鼠竟然钻进了我的被窝，这可把我吓坏了，一下子就跳了起来。当时与我同屋的卡哈尔也被闹醒了。我们俩就开始抓老鼠，折腾到凌晨4时多，一夜都没有睡。第二天又要继续赶路。因为没有休息好，第二天高原反应更加剧烈了。

　　曲占柱是一位老专家。有一次下了雪，他感觉车不太稳，就说大家注意啦，抓紧啊，车要翻了。话音刚落，王忠的车就翻下了路基，好在车速不快，没有人受伤。这也许是修路人积德行善的缘故吧。

　　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让我更加懂得并理解了奉献在“生命禁区”的养路工。有一次，我经过麻扎公路段时，麻扎道班的班长吐拉甫·阿西木对我说：“我最想看到的就是树叶和花”。我知道，常年生活在高原的人，对绿色植物和蔬菜的渴望，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我心里暗下决定，一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1995年7月，我和当时的朱明弟局长率队对全疆公路一线进行调研和现场办公。走上新藏线沿线时，我们对女子道班、普沙道班和阿卡孜公路段、库地道班的麻扎和三十里铺等6处，拔专款建了蔬菜大棚。第二年，我再上新藏线时，看到许多大棚已经开始使用，连狮泉河道班的温室也建了起来，蔬菜不但保证了自给，还经常送给藏族同胞。在此之后，我与当时局党委一班人，有计划地给新藏线道班配备交通工具，对新藏线乃至全系统道班进行了大规模建设，解决了叶城总段所有职工包括遗属的住房问题。

　　在国家相关部委和交通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大家共同努力，新藏公路线的好路率从1992年的20．7％上升到今年的76．5％。1995年以来，新藏公路基本建设投入累计3．9亿元，小修养护、设备投入1．8亿元，使全线的通车条件大大改善，整体服务水平大大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关心与支持，离不开一批优秀交通人的奉献，尤其离不开新藏线上各族公路交通职工的共同努力。是他们保障了这条生命线的畅通，他们体现并昭示了新藏公路的精神高度。

　　路是躺着的碑

　　记忆是很奇怪的，想忘记却偏难忘记。一些人，一些事，我无法忘却，也不能忘却。当我参加新藏公路通车五十周年庆典活动，再一次面对巍峨蜿蜒的“昆仑天路”，面对无数公路交通人用青春和生命在新藏线上筑起的丰碑，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想起了我的母亲，也想起了母亲的教诲：“做事要有眼界，做人要有境界。还要有理想信念。不然，你卖羊肉串或当乞丐，就够啦。”

　　听母亲说，今年也是我的老家且末至库尔勒通车五十周年。一个人的50年，50年的两条路，太多的回忆，太多的人和事，在我的大脑中翻滚、对接、粘合，形成一些记忆的片断，让我刻骨铭心，让我泪流满面。在海拔4290米的康西瓦，有一处烈士陵园，那里不仅有为国捐躯的解放军官兵，也有筑路护路的英烈先驱。9次上新藏线，我都去那里凭吊。我无法忘记以马义、徐茂祥、阿吉斯拉木、张万军为代表的几代公路交通人为新藏线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无法忘记他们创业的艰辛、苦难的岁月以及无怨无悔的奉献与付出。我还想起了奉献在红其拉甫的全国劳动模范多力贡·加尼，想起了为营救被困旅客献出年轻生命的养路工烈士周林、蒋笃远、马国珍，想起已经故去的老领导闫静遥……一部新藏线的历史，正是一部新疆公路交通史的缩影。50年的新藏公路精神正是几代新疆公路交通人团结拼搏、开拓奉献的精神折射。路是躺着的碑；碑是立起的路。面对一座座不朽的丰碑，我的心颤抖了，我的血沸腾了，记忆的潮水和情感的泪水喷涌而出。

　　也许，所有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所有的表达都显得肤浅。但是，我被感动了，那是来自生命最温暖的感动。我被震撼了，那是来自心灵最深处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