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日报网讯）今年8月3日，是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程开甲院士90华诞。在为他祝贺生日之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不由地回忆起我为他当警卫员的4年岁月……
偶然的分工一生的缘分
1970年冬天，我穿上梦寐以求的绿军装，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从故乡鲁西抵达吐鲁番，在大河沿兵站吃过早饭，我们换乘大卡车，穿戈壁、翻天山、越干沟，在飞扬的烟尘中颠簸了一天，晚上终于到达了部队驻地。这里就是我国核试验部队的驻地红山。在这片连山石都是红色的地方，我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部队驻在红山，而执行任务却在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正是在这里，我开始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院士当警卫员。
程开甲院士是从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回国的大科学家，导师玻恩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原来是九院的副院长，因为祖国核试验事业的需要，才举家搬迁到这里，筹建核研究所。
程开甲院士生活上是个很随和的人，但工作上又是个很严谨的人。有一次摆书架，我看书放得高低不齐，就按从高到低、从厚到薄的顺序归放整齐了，自己觉得好看多了，但程老看了就笑了——原来我看不懂外文书，好多书都放倒了。他说：“没法用，我还得自己整回来。”这让我思想上轻松了许多，心里不再忐忑不安，工作也能放得开了。程开甲院士待人处事非常和蔼，平时温文尔雅，很有学者风度，接触久了，就会发现，他思维敏捷，想象力丰富，有强烈的激情和坚定的信念，干工作格外认真，对技术上的细枝末节从不放过，有时他问的问题会让科技干部急得直冒汗也答不上来，很尴尬。他的时间观念很强，每次开会总是提前5分钟到，司机晚到1分钟也不行。大家既尊重他又都有些敬畏他，年轻干部有事到他办公室，他首先会热情让座，走时又会起身相送，待人谦虚随和，有口皆碑。出于尊敬，研究所同事、官兵们都叫他程老。
时隔不久，另外一件小事让我对程老又有了新的认识。有一天，他出差回来批评我，说我打扫卫生不彻底，沙发底下没清扫。我当时感到挺委屈的，谁打扫卫生天天把沙发搬来搬去呀，也许逢年过节大扫除时才会这样做吧？没想到他会要求得这样严！其实，这是由于我刚当警卫员不了解他，在他的科研事业中，严谨求实是他唯一的信条。正是有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他和同事们携手并肩，为共和国铸造了坚强的核盾牌！
1971年隆冬，执行某次核试验任务时，我跟他进试验场区做保障。有天晚上帐篷外面狂风大作，特别冷。他专注工作，没顾上吃晚饭，我就让炊事班给他下了一碗鸡蛋面。他当时忙着在桌上计算，一碗面凉了热、热了凉，给他热了三次都没顾上吃。不知何时，我趴在床上睡着了，早上起来，看见程老还在工作，铺好的军被上落了一层沙子。这种废寝忘食的事后来越来越多，我渐渐由衷理解了他为核试验殚精竭虑、奋发拼搏、只争朝夕的工作态度，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佩和感动。
惊天的事业默默的奉献
“核弹试验赖程君，
电子层中做乾坤。
……
技术突破逢艰事，
忘餐废寝苦创新。
……
戈壁寒暑成大器，
众人尊敬我称师。”
这首《诗赠程开甲同志》，是创造和见证中国核试验惊天壮举的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对程老的中肯评价，更是对他默默奉献的真实写照。
中国的核武器试验事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程老高瞻远瞩，在刚开始进行大气层核武器试验的准备时，就组织人力研究，理论上反复论证，为地下核试验做技术上的准备。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上级作出了向地下试验方式转变的决定，并使测试获得完全成功，为改进武器设计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我给程老当警卫员的4年多时间里，正值试验转变时期，空爆试验仍在继续，地下平洞、竖井试验也在加紧准备。
程老作为核试验的顶层设计者，既负责总体设计、论证，制订长远规划，更要亲临试验一线现场指导。陪程老出差总是风尘仆仆，北京、上海、南京、新疆一年内总要长途奔波多次，每次都要带上他那把心爱的计算尺，在全国各地搞科研协作；伴程老回到基地，也总是忙忙碌碌，经常吃住在场区帐篷里，见他不停地用计算尺推算各种数据。我们晚上熬不过程老时，他就让我们先休息。
不知多少次，我们一觉醒来，总看见程老还在昏暗的灯光下写着、画着、算着，他好像头脑里根本没有休息和节假日的概念，似乎是个永不知疲惫的人。有时候主持会议讨论，整夜不休息，我就整夜守着，以备不时之需，努力当好勤务兵。
有一次，张超副司令员和程老带我们去勘探地下核试验竖井的选址。一大早，两辆吉普车就出发了。我们按照地图行进，从甘草泉往南，准备到榆树沟去勘探地下核试验场区。当时没带电台，只拿了一部军用望远镜。从望远镜里，几次发现南山大头羊的影子，让大家都很兴奋。可转来转去，我们却兴奋不起来了，原来是迷路了。一辆车水箱也开锅了，大家饿着肚子，从中午一直转到太阳西沉。眼看天就要黑了，南山方向有信号弹升起，当时怀疑有特务，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了。两位首长的安全一旦有个闪失，谁也担负不起呀！
最后，还是程老急中生智，指导我们顺着旧车印往回返。终于，发现北边有个黑点在动，大家欢呼起来，知道那是进场区的路，那个黑点是行驶在通往试验场区的公路上的一辆汽车。
后来，又经程老多次带人勘探，核试验地下竖井场区最终选定了，因为水文勘探发现这一地区的地下水流流速符合地下核试验的要求，试验造成的放射污染容易被地层吸收，是地下核试验最理想的场区。
我国地下核试验后的钻探取样任务，在当时世界核试验史上是首创的，已经掌握核技术的4个国家谁也没有搞过。钻探取样任务重、困难大、危险多，历时两年。当钻探取样部队刚钻进到空腔，还没有完全打通进入空腔的通道时，为了掌握准确真实的数据，程老就带着几名工作人员，不顾塌方、辐射和毒气的危险，身着防化服，冒着40℃以上的高温，向已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走去。
我们走进去几百米，才看到里面是一个大空腔，核爆炸后形成的高温高压，烧得岩体流下来形成的凝固形状清晰可辨，戴着口罩还能闻到呛鼻的味道。程老仔细观察、取样、测试，虽然只从“锅底”取到了少量的石墨在核爆炸后生成的金刚石样品，但他亲临空腔掌握了核爆炸的力学效应、玻璃体分布以及石灰岩地质泄漏影响等许多第一手珍贵的资料和数据。
查看过空腔后，程老认为这里的石灰岩不利于核爆炸后的取样，地质松软，容易塌方，吸收辐射，数据不准，决定另选场区。
1972年，为勘探适用平洞核试验的山体，程老和地球物理所的肖教授，带工程处的几名同志扛着梯子到北山勘察地势。山势陡峭，人爬不上去，就用梯子；梯子不行，就搭人梯，硬是爬到山顶，看山体有没有裂缝，有没有水源。勘察后，他说介质比较硬，试验测试没问题。
我那时是战士，不懂技术问题。但看程老50多岁带梯子爬山，亲自查看山体岩石结构及山体裂纹，确实很危险。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一个月后，工兵团进驻北山，开始毛洞挖掘，平洞核试验从此由南山转往北山。
“试”就意味着成功与失败。搞核试验，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教训。
有一次，当空投飞机到达预定地点的预定高度时，仓门打不开了，弹投不了。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实施带弹着陆。基地生活区人员全部转移到地下防空洞，飞机顺利着陆，飞行员临危不惧迫降成功荣立一等功。
国外核大国要进行专门的“核事故试验”。我们虽然未做过这类试验，但是，有过失败的经历，也让程老他们引以为戒，为以后的产品可靠性设计、试验作风培养积累了经验；对以后的科研试验工作要求更细、更严、更实了。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他们都永远处在重大新闻事件背后的第一线，而自始至终，他们都默默奉献，无怨无悔。因为，核武器试验事业是我泱泱中华在国际上的发言权，是全国大协作的结果，是全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每一个能投身此领域的人的骄傲和自豪，是他们对党和人民庄严的承诺！
自从那次以后，我国核试验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故障。
科学的探索辉煌的成就
核试验是大规模、综合性、多学科交叉的科学试验，试验涉及到多种学科及各种试验方法和测试手段，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难的研究任务。当时世界上仅有美、苏、英、法四国在极其保密的条件下搞过核试验，我国还是一片空白。
对于程老来说，他最引以为荣的就是白手起家组建了研究所，调集了大批优秀科技人才，集智攻关，协同作战，圆满完成了每一次核武器试验任务。
程老作为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和科研与测试的总体负责人，以深厚、全面的理论功底理清思路，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上级机关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筹建了包括爆炸力学、光学、核物理、电子技术、放射化学、理论研究、试验安全和技术保障等学科、专业配套的核武器试验研究所；他带领科技人员制订每一次试验总体方案，而且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按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一次试验，多方收效”要求，明确了技术指标和研究课题；跑遍了全国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各军兵种协作单位，召开了几百次的协调会议；与各军兵种及地方上百家单位建立了广泛的协作关系，实施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曼哈顿工程”，开展了大规模的联合攻关，研制试验所需的各种设备和仪器。
现在回忆起来，程老的创举历历在目，在一次次的核试验任务中创造着奇迹：
——他亲手设计、起草制订的研究所“前沿图”至今还被保存着，为核武器试验事业长远规划标明了方向，奠定了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
——首次地面核试验，程老反复研究、论证，决定用百米高塔的爆炸方式；提出了有线控制方案，铺设了电缆进行遥测、遥控，改变了原有的无线控制方案，确保了试验成功；
——氢弹原理试验，程老考虑到爆炸威力较大，提出在塔基50米半径范围地面用水泥加固，以减少尘土的卷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氢弹空投试验，程老根据物理
分析，提出改变飞机飞行方向的投弹方案，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
——首次地下核试验，程老提出采用前封后堵的技术方案，确保核试验安全；
——平洞试验，他提出了“鱼钩形”设计方案，既可多上测试项目，保证测试的数量和准确性，还能有效实现安全“自封”，防止“放枪”和“冒顶”；
——近区物理测量，他带领科技人员完成了针孔成像方案的确定，使爆炸的早期过程一览无余，提供了最好的图像诊断；
——抗核加固，他亲自起草总体方 案，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论证，并开展了研究；
——禁核试后，他又与吕敏、乔登江、钱绍钧、杨裕生等人组织研究论证建设方案，为研究所今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这些创举背后，不知凝聚着程老多少艰辛的付出。
程老科学作风严谨，对每次核武器试验120％的把握，他都说成有80％的把握，一直保持到现在。对核试验林林总总的事情，程老都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每一件事也是完成一个画一个钩，谁也不知他一天要操多少心。
作为核试验的总体负责人，程老始终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勇于负责，第一次核试验前夕，一条条电缆沟从原子弹爆心铺向各个测试点，一贯严字当头的程老经过周密分析考虑后提出：向所有电缆沟垫加细砂。这需要拉几百辆汽车砂子，是不小的工程，有的同志说“没有必要”这样干，程老坚持自己的主张。问题被反映到张蕴钰司令员那里，张司令员说：“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怎样才能保证有限的试验取得最大的收效，是程老一直深思的问题。程老利用核武器“双刃剑”的特点，提出了同时进行核杀伤性能和核防护技术试验，因此需要大量的效应试验。程老对测试人员提出：“拿到全部试验数据是我们搞试验测量的根本，不能得到全部核试验数据，就是失职”、“我们的目标是‘一百分’！”程老的求真精神和神圣的核试验事业联系在一起，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能深深地理解和支持。
后来，由程老组织在香山开了一个月的会，全面总结了我国14次大气层核试验数据，编写了《核爆炸效应分析》，为真正的核战争条件下防护提供了系统的参数。
作为核试验测试技术的总体负责人，他搞总体规划，靠的是技术，依据的是可靠的数据。坑道是否安全，更是建立在数据计算基础上的。
有一次，程老设计了抗电磁波干扰的全屏蔽槽，遭到过许多人的反对，包括当时的白斌司令员。有人劝程老：“人家是司令员，你不要和他争了，出了问题由他负责。”程老却坚定地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司令员，我只看讲不讲科学。这些数据是在实践中计算出来的，是科学的。要保证安全，就得按要求进行屏蔽。”结果，白司令还是按程老的意见办了。在以后的测试中一直沿用。程老提出的“全屏蔽”的问题，就是给所有的仪器和设备都穿上“盔甲”摆放，保证了所有测试仪器都能在屏蔽的情况下测到“干净”、准确的数据。
我见过程老与大家争吵最多的就是试验测试技术上的问题。有时候为一个问题，他们能争论一天一夜，结果总是程老争赢了才结束。在科学技术问题上，他从来不让步，他和张蕴钰司令员争过，与白斌司令员争过，也和其他技术人员争过。有一次，我看他们又为“放枪”争起来了，在安全上争论得很厉害。白司令员虽然威信高，但程老更坚持客观规律，他不会因为对方级别职务高而放弃自己的观点。吵归吵，生活上他们还是互相尊重的好战友。这就是程老作为学术带头人、名师的风范。
那时，科研的风气端正，一切按科学规律办，丁是丁、卯是卯，黑是黑、白是白，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从无和稀泥现象。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严谨细致的作风，使研究所的发展造就了一批人。有些东西，说来说去还是人的问题。人的素质好，就会带来事业的发展进步。程老始终认为试验测试数据要准确可靠，就必须遵循科学，严格要求。我也从中受到深刻教育，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工作在程老身边的部署都深知，他不但是一位勇于攻关、敢于创新、善于攀登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作风严谨、工作细致、身先士卒的好领导。他在科研工作中注重实践，尊重事实，经常深入第一线，想方设法获取感性认识，在重大试验的关键时刻，他又是一位奋不顾身的勇士。
程老把带科技队伍、育科技人才作为自己的使命，从试验筹备起就开始培养。研究所成立时在北京通县马蹄楼，他经常住在那里，理论实验用化爆原理测试获取数据，他和研究所的同志就到官厅水库搞化爆实验。那时很艰苦，很大的风沙，很冷。从化爆力学参数推算出核爆力学参数，后来到红山南和红山水库东搞化爆实验，根据总体要求得到大量理论数据参数，再来决定使用什么测试仪器，研制什么仪器设备，最后到军工企业联系制作，处处精益求精。
按这种研究方式，在吕敏院士的主持下，研究所自行设计制作了一台示波器，每次通过探头电缆，在示波器上产生波形来计算。由于测量数据准确，得到了“功勋示波器”美称。
通过干事业，带出一支能吃苦、能战斗、能创新的人才队伍，是程老又一大贡献。张爱萍对他开创的事业有个评价，就是“研究所是个小科学院”，先后从研究所走出了8位院士和20多位技术将军。而我这个当年的警卫员，在程老的直接教导下，今天也是共和国的一名少将。
艰苦的生活难忘的岁月
程老搬到红山，就一直住在研究所的小平房里，以后当了基地副司令员也没有换房，因为当时，谁也不去讲待遇、讲条件，艰苦的生活因事业的升腾充满了创新的成就和喜悦。
有一次，我陪程老和白斌司令员去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当时住在地质学院招待所。因为白司令员的警卫员张玉林没有去，我一人负责他俩的生活保障。他们给总理汇报的时间很长，都过了中午时间也没回来。我就到平安里，自己吃了刀削面。晚上吃饭时，白司令员说中午没顾上我，老夹肉给我吃。当时条件艰苦，能吃上红烧肉就算福气了，首长夹肉更体现了对战士的爱护，官兵一致的好作风，也深深烙在我心里。
那时场区条件艰苦，每次陪程老进出场区，程老总要到几个哨所走一走，察看战士们的生活。每到哨所，战士们就拿出珍藏了好久的红烧肉罐头招待我们，一大盆肉丝面条很快就被我们一扫而空。虽然物资匮乏，生活艰苦，但大家心里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武器更先进，军队更强大，祖国更富强，中华民族拥有了核盾牌主动权后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苦也不觉得苦，累也不觉得累。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希望，干部战士都充满了旺盛的革命斗志。
还有一次，我陪程老从嘉兴转车到他老家看他母亲，老人家当时已经70多岁了。他非常孝顺，每月发工资，准时给母亲寄去生活费。中午，程老外出访友，他母亲招待我。老人家说话我听不懂，让一个女老师当翻译。中午，程老的母亲做了一碗面，亲自端来给我吃，至今难忘。
朱光亚曾说，程老是纯粹的科学家，和他的导师玻恩一样，不善于搞交际和应酬。程老当年在英国与奥本海默、海森堡同为一师，与爱因斯坦、玻尔共同探讨过学术问题，他热爱科学，喜欢计算，艰苦的时候没有计算机，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伴了他一辈子，到现在虽然计算机代替了计算尺，但程老还对黑板情有独钟。北京家里装修，他还特意让在家里办公室的墙上装了一块大大的黑板，一有时间，便在上面推算复杂的公式，创建新的理论。
而程老有今天的成就，一半要归功他的老伴。程老的夫人过日子很精细，在红山时再困难也要每天保障程老一个苹果。那时家家有菜窖，就是在地下挖个洞，盖上席子和土，一到冬天，家家户户存放几筐苹果、桔子。而他家主要是保障程老，连最小的孩子也很少吃到。包括做饭做菜，肉、鱼都给程老了。
有一次，老太太去江苏，我给程老做了一个月饭。走之前，她教了我几个菜。用紫菜、虾皮或虾米，再摊个鸡蛋皮子，切成丝做个汤，小铝锅做米饭。每顿一盘肉菜，一个汤，一碗米饭。当时，各家都种了菜地，一条水渠流经门前，十分方便。我种的蚕豆很嫩，炒着好吃，有时把蚕豆也放汤里，程老很喜欢。
程老生活节俭，老太太也是，但她对程老一辈子照顾得无微不至。在红山时，她自己养鸡，然后给鸡下的蛋编号，每天煮最新鲜的给程老补充营养。有一天，她从几里外的山下门诊部赶回家，就是为了补早晨忘记交待的一个鸡蛋。殷殷深情，可见一斑。
程老一心扑在事业上，顾不上管家。而老太太，却把一切都包了。她还做得一手好菜，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很喜欢她做的冰糖蹄骨旁。这一生，程老从没为琐屑杂事操过心，只顾科研，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多么艰苦，他都能安心工作，专心科研。这一点，高阿姨可谓功不可没！如果说程老为共和国铸就核盾牌立下汗马功劳，他夫人在背后默默奉献则是伟大事业的坚强后盾！
罗布泊爆发的声声“春雷”，凝聚了程老毕生的心血和汗水，党和人民也始终铭记着这些为祖国作出突出贡献的功臣。
1999年9月18日，人民大会堂内专家云集，精英荟萃。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召开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23位科学家受到表彰。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几十年的程老，终于从幕后走向台前。当江泽民主席亲手将一枚象征荣誉和成就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挂在程老胸前时，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那掌声不仅表达了与会人员对他的由衷敬意，也饱含着生活在和平阳光下的每个人对他的深深感激！（作者为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