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问题类智库发展呈现新特点

  • 作者: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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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此后,中国的智库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其中,国际问题类智库的表现尤为突出。

    发展迅速 影响日增

    据统计,在2015年12月国家公布的首批25家高端智库中,与国际问题研究直接相关的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5家。其他如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新华社、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也都涉及国际问题研究。与此同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每年公布的《全球智库发展报告》中,中国国际问题类智库排名继续领先。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2016年全球共有智库6846家,其中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有1835家。中国紧随其后,列世界第二智库大国,拥有智库数量达到435家。在这435家中国智库中,进入全球综合排名榜单175强的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33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36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39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52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73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79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第111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第149名)等,绝大多数是国际问题类智库。

    国际问题类智库发展迅速、国际影响增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国际地位的上升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了解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得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而对外关系的复杂性、技术性、专业性也要求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更加重视来自智库的意见和建议。

    活力增强 特色鲜明

    近年来,国际问题类智库的发展呈现出如下几个新特点。

    第一,与政府政策对接更加紧密。以往国际问题类智库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政策对接比较有限,除了中国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由于挂靠部委和有关机构,可以直接为相关部门乃至中央的外交决策服务,其他国际问题类智库,特别是高校和民间的一些相关智库与政府部门间上情下达和下情上报的渠道很少,导致政府难以获得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而智库研究往往又与政府需求离题千里,自弹自唱。现在,不仅25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每年要承接一大批中央有关部门和机构直接下达的指定课题,其他各级领导也高度重视国际问题类智库的作用,特别是在对外交往比较密切的部门和地区。例如,上海市委、市政府就非常重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所功能的发挥。

    第二,参与轨道外交的作用更加突出。国际问题类智库的一个很重要作用,就是发挥正式外交之外的轨道作用。这些年来,中国国际问题类智库在这方面的表现更加突出。例如,中韩建立了1.5轨对话机制并于2015年7月在珠海举行了第一次对话,其间就有中国国际问题类智库的学者参加;2016年,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国际中心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共同举办了“2016中美能源二轨对话”;中国国际问题学者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人数每年增加,发言也更加积极,同时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联合主办的香山论坛也在升为1.5轨对话机制后影响日益显现;主要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承办的非官方国际安全论坛“世界和平论坛”在全球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

    第三,主导国际智库联盟和网络更加主动。国际性的智库联盟和网络往往对应相关的国际合作机制,具有一定的二轨性质,同时也具有思想库作用。例如,东亚思想库网络是“10+3”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中第二轨道外交的一个活动平台,是“10+3”东亚国家领导人会议正式认可的学术交流与研究机制,中国外交学院作为协调单位参与其间。这些年来,中国国际问题类智库不仅参与这类智库联盟和网络,而且开始主动倡议、主导和塑造。众所周知,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T20)是二十国集团(G20)重要外围会议之一,是全球智库代表为G20贡献智慧与思想的重要平台。中国不仅有许多相关国际问题类智库参加,并且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在北京主办了2016年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受外交部委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牵头组织了亚信智库圆桌会议,成为亚信的一个重要机制。2015年11月,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各方联合发布的《苏州纲要》中明确指出,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组建16+1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此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努力下,“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成立,并成为“16+1”合作框架内国内外中东欧学术研究及智库合作的重要协调平台。

    第四,民间智库大量涌现并发挥作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由于比较敏感,政策要求高,民间或者多少具有一定官方色彩的“准民间”智库曾经比较低调和边缘。但是,伴随着相关领域改革的进一步推动,以察哈尔学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南海研究院、全球化智库等为代表的民间智库,近年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是著名的香山论坛的合作主办方,而察哈尔学会、中国南海研究院、全球化智库在推动公共外交、深化南海问题研究和倡导国际人才交流方面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此外,有些民间国际问题类智库在构建国际对话平台方面也非常积极。例如,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与波兰经济大会基金会每年合作举办的“中波智库对话”,就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16+1”框架下,为促进中波以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交流和发展建立的非政府智库公共外交对话平台,并取得了不少实效。

    第五,区域国别类智库特色更加鲜明。有一段时期,国际问题类智库重心过于集中于战略研究,往往对区域和国别的重视程度不够。最近几年,随着教育部对国别研究的支持,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国别研究需求的加大,许多研究机构,特别是一些高校,开始重视区域国别类智库的建设,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研究中心。仅以上海地区为例,复旦大学除了以美国研究中心为依托深化美国研究外,最近几年也加强了对南亚、北欧等区域的研究;上海外国家通用语言大学不仅继续立足中东研究所,强化中东国别研究,还发挥自身外语资源富集的优势,积极拓展英国、德国问题研究;此外,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犹太研究中心、上海大学的土耳其研究中心和拉美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下属的上海美国问题研究所等都非常活跃,并居于国内领先地位,拥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第六,旋转门制度逐渐开始形成。旋转门机制可以加强政府官员与智库学者之间的沟通,密切智库与政府内部的联系,从而使得智库的决策建议更加符合政府需求,同时为政府部门储备相应的人才。就中国目前的旋转门制度来看,外交部门官员和智库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相对其他领域还是比较顺畅的。以前,主要是在外交部、中联部驻外机构与研究机构之间的内旋转,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目前的院领导大多曾驻外。近年来,外交机构与系统外智库的人员之间的外旋转也开始逐渐增多,通过高级外交官的招考、招聘研究人员去驻外机构研究室工作等途径,一部分智库人员得以进入外交系统工作或挂职,这非常有助于他们的研究和发展。此外,一些在外交系统中工作的同志到了智库,不仅可以贡献自己丰富的外交经验,而且还有助于积极推动国际问题的研究。例如,许多大使退休后都应聘在各类智库工作,利用自己的人脉和经验,帮助智库发展对外关系,提供政策建议。

    当然,国际问题类智库在迅猛发展、影响日增的同时,也还需要注意一些问题。例如,与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需求相比,真正讲政治、知战略、懂外交、善外语的智库人才还是十分有限,特别是研究一些小国的专家就更少;又如,不少国际问题类智库举办的论坛和会议,形式大于内容,还处于造声势的阶段,而且有一哄而起现象,如何“去虚火”,求实效,还是要不断努力;再如,有些相关智库和高校,特别是民间智库,在积极发挥智库作用的同时,如何切实增强国家安全意识、信息安全意识、保密纪律意识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作者系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原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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